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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古代真氏名人

发布日期:2025-10-09 04:25    点击次数:162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本姓慎,避孝宗讳改姓真。字景元,后改希元。学者称“西山先生”。宋史《本传》载:“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贫教之。”“家贫无以致书,往往假之他人。”庆元五年(1199)举进士,授南剑州(福建长乐等五县)判官。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入闽帅幕下。开禧间,召为太学正。

宁宗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败于金,两国议和。九月迁真德秀为博士,真奏言:“……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之首(按:指韩侂胄、苏师旦首级),而吾亦曰可与……臣恐彼资吾岁币以厚其力,乘吾之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起争端,吾无以应,此有识者所寒心。”二年四月,又上疏论和议。奏言:“为国者,当示人以难犯之志,不可示人以易规之形;喜谋国者,不观敌人之动静,而观吾政之修否。愿陛下以通和讲好为权宜,以修德行政为实务。”四年,任著作郎,时旱蝗并灾,饥馑相踵。真德秀劝宁宗“推行惠政,以活斯民。”五年调任直学士院。七月,雷雨毁坏太庙,宁宗以灾异避殿减膳。真德秀建言:“外察诸庶,勉进君德,博通下情。”六年十月,以起居舍人出使金国贺金主即位,值金国内乱,至安徽盱眙而还。上书《论金元》提出:“中国有道,外敌虽盛不足忧;内治不修,外敌虽微有足畏。”的论点,又提出内巩固边防,外察敌情的御敌之策。七年五月,同知贡举。七月上书要求取消因战败每年交纳给金之钱物。奏称:“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只之日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招兵,户内延敌。……玉帛不可窒金无厌之欲。”帝嘉赏其言,同意取消。

嘉定八年十一月,授秘阁修撰任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上奏五不可: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比邻之盗不可轻;三曰幸安之谋不可恃;四曰导谀之言不可听;五曰至公之论不可忽。《纲鉴合编》评:“真德秀论五事,可谓老成谋国者。”而宁宗不采纳。时江东旱、蝗为害,广德(安徽境内)、太平(安徽当涂县)尤甚,真德秀与僚属分赴九郡救灾赈济,自领广德,太平两郡,至则开仓赈饥,救活百姓无算。事毕回程时,百姓数千人遮道送至郊外。父老们指路旁坟墓谓真德秀:“无君,吾辈亦早在此矣。”九年十二月,上书论边事,指出政、宣之政有十失,当今之政有三误。建议宁宗“广谋兼听,曲尽下情,收天下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嘉定十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

嘉定十二年,以集贤殿修撰出知隆兴府,复召为起居舍人兼王府教授,辅翼太子。时史弥远专朝政,太子不满,曾在几案上书:“弥远当配八千里。”史弥远闻而大惧,谋废太子。真德秀劝谕太子:“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太子不听。真德秀知时事将变,力求调任地方之职。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长沙市)。到任之初,宴请十二县令于湘江亭,赋《会长沙十二县宰作》,诗云:

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

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

此邦只有唐时古,我辈当知汉吏循。

今日相潭一杯酒,直须散作满怀春。

爱民之深,使邑令为之感动。又书“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事勉励僚属。又撰文劝诫官吏省费以裕民。有《论菜篇》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任上罢酒税、免和籴、立惠民仓五万石。又籴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泽及百姓。郡人感德,为立生祠。一夕,有人大书一诗于壁间:“举世知公不爱名,郡人苦欲立丹青。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十三年母丧,回家守孝。

十七年闰八月,史弥远废皇太子竑为济王,出居湖州。立贵诚为帝,更名昀,改元宝庆。史弥远欲收众望,劝帝褒进名儒。九月,召真德秀为侍读。真入朝时劝帝容受直言,召用贤臣,团结人心为本。宝庆元年(1225)正月,史弥远假借帝命杀济王竑于湖州。六月提升真德秀为礼部侍郎。真上殿奏称:“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又劝理宗“修学进德,以掩前失。”又有“奸雄不得为辞”等语。史弥远恐矫杀济王事泄,指使莫泽弹劾真德秀为济王鸣冤,主谋济王赠典(追封爵号),狂伪悖谬。又有朱端常劾真德秀奏疏诬诋圣上。十一月真德秀被罢为提举万寿宫。史弥远犹嫌罚轻。二年二月,又有梁成大弹劾真德秀五大恶。真德秀被革除所有官职,回浦城修撰《读书记》。一叶孤帆,两袖清风。韩淲《赠真德秀》诗云:海神亦叹公清德,少见归舟个样轻。《两朝纲要》载:史弥远欲去魏了翁,真德秀,谕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即授监察御史,无人忍言之。梁成大闻之,一日坐茶肆中,毁真德秀不值一钱,弥远大喜,把梁成大从小县令提升为监察御史,梁上任首劾真德秀。理宗绍定四年(1231)六月,诏复真德秀职。五年八月,再度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到任之日,“迎者塞路,欢声动地。深村百岁老人扶杖而出。”刘克庄诗云:“泉人毕竟修何福,消得西山两度来。”又改授宝谟阁待制知福州。六年七月,史弥远卒,理宗欲励精图治,召用贤才。十一月,礼部郎中洪咨夔奏言:今日急务,进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当聚之于朝。又有秘书郎董珍力荐真德秀。王迈赋《送真德秀赴召》诗云:“莫言一木难支厦,须向中流力障澜。”

端平元年(1234)正月,召为户部尚书(《两朝纲目备要》作吏部尚书)。

九月入对,帝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德秀劝帝修德爱民。奏曰:“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又进《大学衍义》二十二卷。上表称:“愿是书能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于天下之理洞若秋毫”。十月授与翰林学士,诏进讲《大学衍义》。又三上疏,直陈时弊。周密《癸辛杂识》载: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俟其来。是时币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至,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谚云:“若要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入朝以尊崇道学为第一义,又以《大学衍义》进,皆非时务所急,众大失望。复为之俚语云“吃了西湖水,打做一锅面。”是年,宋与蒙古夹攻金兵于蔡州,金亡。真德秀叹道:“金亡而中国之忧始。”后蒙古果兴兵犯宋。

端平二年正月知贡举。三月,升任参知政事,刘宰赋诗祝贺。诗云:

名贤得位古来难,君有高名宇宙间。

愿率众星环北极,要令百世仰西山。

四月,加资政殿学士兼诗读。五月,以疾辞官,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致仕。辞官后犹上书劝帝息民讲武。甲辰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忠,封浦城伯。

宋史《本传》评真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立朝不满十年,奏疏十万言,皆切当时要务,直声振朝廷。四方文士诵其文,想见其丰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

真德秀著有《西山甲乙集》《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文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记》《星沙集记》《大学衍义》等。

《大学衍义》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元代仁宗延祐七年(1320)令翰林学士翻译成蒙古语颁赐群臣,谓“修身治国,无逾此书。”明朱元璋命大书《大学衍义》揭之殿堂两庑壁,集群臣听宋濂讲析,自御西庑,俨然学子。又定为太子必读书。

宋史《本传》作浦城人。元陆文圭《墙东类稿》江浙人才条归真德秀浙江人。《两浙名贤录》谓生于西山,既壮徙浦城。宋濂《龙渊义塾记》作龙泉人。龙泉新志考证:祖籍龙泉,浦城出生。父真崇赠太子少师,墓在西乡五都西山。母吴太夫人卒,封缙云郡夫人(刘克庄《真德秀行状》)葬在与西山连界木岱岭口山下。旧志“西山”条载,西山在西乡五都,距县治七十里,界连木岱岭口山下,有宋儒真德秀旧宅,后徒浦城,不忘所自,号“西山”,族人仍居于此。《宋史》《两浙名贤录》《湖广通志·名宦》《江南通志·名宦》有传。

真德秀诗词

真德秀,《全宋史》437卷注,字景元,后更景希,号西山。福建浦城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全宋诗》嘉定元年为太学博士,以不附史弥远出为江东转运副使,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至礼部尚书直学士院,仍以忤史弥远落职,出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1234)召为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旋即病逝,卒年五十八,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福建通志》著述甚多,明成化三年(1467)追封浦城伯、子志道、户部侍郎。光绪《龙泉县志》其父真嵩赠太子少师,墓在西乡五都西山。其母吴氏卒于嘉定庚辰(1220)葬龙泉木岱岭口山下。《括苍汇纪》记载,真德秀宅在龙泉县西山,真德秀生于斯因号西山,示不忘本。乾隆《龙泉县志》记载,县西七十里西山属“五都”,山下有宋儒真德秀旧宅。后徙浦城,不忘所自,因号西山。族人乃居此。龙象境有真西山祠、入儒学明伦堂。

新桥行

诗题序:绍定戌子(1228),夏至后九日,南浦新桥举梁。其明日,县尹宋侯之寿

旦也,赋新桥行以为侯寿。

去年寿君时,清溪无梁涉者危。

今年寿君时,长虹卧波指可期。

珍材远林天发隐,文石象玉神效奇。

蛟龟为桥顷刻就,又似仙伯工娱嬉。

官自忧民民自乐,此事更属无穷思。

要须移此济川手,栋我王国无倾欹。

从今南浦绿波上,惠泽千春同渺㳽。

【注释】南浦:《乾隆福建志》南浦溪在浦城县北,源出渔梁山及拓岭,自县北折而东南,江为大溪,抵欧宁之西溪。南浦桥:“在县治南隅阳曰名县南桥。宋隆兴中权县事上官端仪建,又呼为上官桥。后圮于水,淳熙中(1182),县令曾𢡱增修,元火于兵。”据此则绍定所重建之桥。省志失载矣。

和赵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步武媻姗尽未妨。

元始故家典刑在,北方正学派流长。

新恩已焕青藜照,旧德行询黄发良。

多谢寄诗勤问讯,自怜疏懒似嵇康。

明黄羲之《宋元学案百卷》之81卷,文忠真西山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之虑数十万数,直声震朝,四方文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领。其子志道。曾监南剑州在城税务

春社

原诗题:壬午春社之明日,清尊老会于西山之精舍,庞眉皓首,突实相照,真吾邦希阔之盛事,辄成口号一首,并呈诸耆寿,且坚异日早退约云。

耆年自是国之珍,何间衣冠与隐沦。

华发共成千一岁,清樽相对十三人。

休谈洛社遗风旧,且颂仙游庆事新。

三径未荒宜早退,要将寿栎伴庄椿。

《全宋诗》

游上天竺

事事不可了,还须人此山。

遥寻黄叶路,迥出白云间。

沦茗止烦渴,谈空得笑闲。

飘飘有余兴,归去掩柴关。

引自《西湖志集》上均《全宋诗》

登南岳山

烟霞本成癖,况复名山游。

举手招白云,欲纳怀袖间。

唱哉亦痴绝,有着即名贪。

振衣遇长风,浩浩天地宽。

咏仁

程子精微谈谷种,谢公近似喻桃仁。

要须精别性情异,方识其言亲未亲。

《全宋诗》

会长沙十二县宰作

从来守命与斯民,都是同胞一体亲。

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

此邦只以唐时古,我辈当知汉吏循。

今日湘潭一卮酒,直须散作满怀春。

《全宋诗》

送张曜之

遂昌张君曜之游淮东,褐予故人陈参

制,以《小诗》二绝祖其行。

风烟千里走淮漘,

寄语青油幕里人。

麟阁功名须有意,

乃心王室勿谋身。

谭天之外更谭兵,风角孤虚分外精。

玉帐不妨收拾取,绝胜下客着鸡鸣。

上均《全宋诗》真德秀诗选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据专家考证,真德秀生在浙江龙泉西乡五都的西山,后徙居浦城,故史书均载为“浦城人”。成年后,难忘出生地,真德秀自号“西山”,因而后人又称其为“西山先生”。

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曾配飨于朱熹祠。更夸张的是,在他去世128年后,元朝还追封其为“福国公”,待遇之高,世所罕见。不过,如果从真德秀一生贡献来看,他受到这样的礼遇,又显得理所应当了。

真德秀年谱

(1178-1235)

南宋孝宗(赵眘)淳熙五年(1178)

农历九月十五日,真德秀出生于浙江龙泉西乡五都的西山。真氏家族原本姓慎,因避宋孝宗赵眘(“慎”的古字)的讳,才改姓为真。父真嵩,母吴氏,祖父慎京,祖母周氏。

真氏家族自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自江西徒居浙江龙泉县西乡木岱口村。传至真嵩始迁居浦城县北乡长乐里迁阳镇(今名仙阳)。

据真德秀门人刘克应撰写的《真德秀行状》,真德秀父祖两代,除了因真德秀任高官后而得的“追赠”官衔外,没有其他生前任职的记载。故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称真德秀“起自白屋”。

惟今人郑亿心先生撰写《真西山和西山藏书楼》一文称:“真德秀的父亲做过一小段管理纸品的官吏兼经营八闽优质纸业,对印书业十分内行。”(文载福建军《闽北日报》1994年3月8日版)对照刘克庄《真德秀行状》记真德秀“四岁受书,立成诵”及清乾隆二十九年刻《真西山年谱》记“公四岁,父嵩授之书,已能过目成诵”,可推知真嵩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

真嵩生四子:德新(早殇)、德秀、德辉、德象,真德秀排行第二。又据刘克庄《真德秀行状》记有“事嫠姐,廪孤甥”,同真德秀似还有一位守寡的姐姐。

七岁。已能作文。

淳熙十六年(1189)

十二岁。清《真西山年谱》载:“公十二岁人党庠。”刘克庄《真德秀行状》记:“入小学(宋代县学称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灯膏所薰,帐皆墨色。群儿休沐(放假)聚戏,公并记其书卷兼熟之矣。”形容真德秀少时读书发愤努力。

十五岁。父真嵩病逝。此时真德秀经过学校三四年教育,对“六经子史,皆研穷旨趣”。

真嵩死后,母吴氏挑起家庭重担,真德秀得以坚持学业。瓯宁县儒士杨圭,见真德秀是可以造就的人材,将他带回瓯宁,与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后来并将女儿嫁给他。(载《宋史·真德秀传》)。

宋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

十八岁。参加建宁府选举考试合格。(宋代各州县均设学校,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由各州府于当年秋天举行选拔考试,称“取解式”;合格者再由皇帝主持地复试,称“殿试”,殿试合格者即庆元二年(1196)。

庆元二年(1196)

十九岁。首次到京城临安参加“省试”,未考取。真德秀后来在《万桂社规约序》一文中自述:“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才得钱万,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比再举,乡人乃有为所谓'过省会’者,(人人钱百八十,故云。)始舍徙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吾乡去都十日,事尔其难若是。”可知真德秀第一次进京赴试时,带着微薄的盘缠,自己挑着书籍行李,步行十余日,到达都城临安已是盘疲力尽,因此落选。(此年,浦城人徐凤考中进士,其子徐华老后来是真德秀的门人。)

是年冬,朱熹因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被革职。次年,朝廷连续下诏令“自今权臣、全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各中央衙门、各路州“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省部籍伪学姓名”(即开列黑名单)。荐举人才时,荐举人必须在文书上申明此人“不是伪学,如是伪学,甘伏朝典”。史称“庆元党禁”。

廿庆元五年(1199)

廿二岁。再次到临安应试。与岳父杨圭同时考取进士。此次考试的状元为福建晋江人曾从龙。真德秀随即被任命为南剑州(州治在今南平市)军事判官,开始步入仕途。真德秀在南剑州任职七年,“孜孜职业,不以高第胜流自居”。

真德秀后来在《溪山伟观记》一文中自述:“(延)平据山为州,军事判官厅处其山之半,后枕崇阜,前挹大溪,之南九峰森罗,雄峙天表。厅事之西,故有小亭,对溪山最佳处。予之为州判官也,因而葺焉。时方习词学科,规进取。退自幕府,辄坐亭中,翻阅古今书。口不轰吟,笔不停缀,间一举首,则澄光秀气,喷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生动地记述了他在南剑州任幕职官时,公务之余继续进学的情景。

开禧元年(1205)

廿八岁。以“选人”(即现职低级官员)身份参加朝廷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真德秀报考博学宏词科并被录取。这一科目是专门为选拔给皇帝和中央政府起草诏诰、章表、赋颂、檄书的高级秘书人才而设的。每次录取名额仅3~5名。真德秀获此荣誉,皇帝准予其在家乡迁阳镇建立“宏博”牌坊以示褒奖。

开禧二年(1206)

廿九岁。奉命调福建路安抚使肖逵幕下任职(安抚使为“路”的最高军政长官)。真德秀在福州任职期间与金华李诚之、莆田陈宓(二人《宋史》均有传)交谊颇深。

开禧三年(1207)

三十岁。调任国子监太学正,官阶虽为正九品,但已属京官序列。子真志道出生。真志道原名正则、字诚之。十八岁时真德秀将其改名专道、字仁夫。后累官至户部侍郎。

嘉定元年(1208)

三十一岁。由太学正升任太学博士,担任礼部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科举考试的楼钥、倪思对真德秀的才干颇为欣赏并给予指导。

宋代有百官“转对”(或称轮对)制度,皇帝定期轮流听取中央各衙门官员建言。转对时,主官必须带一估僚属参加。真德秀已侧身京官之列,取得当面向皇帝就国事发表政见的资格。同年,通过学士院考试,改任秘书省正字(秘书省为中央政府主管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法等事务的衙门)。具体职务则是御试编排官兼玉牒检讨官。

嘉定二年(1209)

三十二岁。由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并兼任沂王府教授。沂王为宋宁宗兄弟赵抦死于开禧二年(1206),因无子,乃选皇族之子赵竑“每因诵说,迪以正理”。又兼任翰林学士院“权直”(学士院为皇帝的秘书班子,负责起草制诰、诏令等,“学士院权直”是指以其他较低官阶到学士院临时任职)。

嘉定三年(1210)

三十三岁。由秘书省校书郎升秘书郎。

嘉定四年(1211)

三十四岁。升著作佐郎兼任礼部郎官。当时同僚中有人甚为妒嫉,攻击真德秀是巴结宰相而迅速升迁。后来此人得罪宰相,宰相打算重用真德秀,条件是必须出面向朝廷弹劾、驱逐此人,被真德秀婉词拒绝。

夫人杨氏于是年病逝。

嘉定五年(1212)

三十五岁。升军器监少监。具体职务则为“直学士院”(指并非正式学士而以其他官职到翰林学士院任职者,级别比“权直”为高)。

嘉定六年(1213)

三十六岁。任起居舍人兼太常寺少卿。起居舍人为中书省属官,负责起草政府各种政令。任职期间,就当时国事向皇帝提出“祈天永命”六条建议;又对当时所实施的“钞法指令”所致弊端如实向皇帝报告。当时,宰相史弥远大权独揽,言路闭塞,真德秀这些直面实的言论,使宰相大感不满,主管衙门更是咬牙切齿。于是在宰相操纵下,任命真德秀以“金国驾登位使”出使金国,以免他经常在朝廷议论国事(当年,金宣宗完颜珣即皇帝位,故宋朝须派使节祝贺)。而金国因北面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率军连年大举进攻,“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乃被迫将国都南迁到汴京,故完颜珣根本无心举行“登位大典”,通知宋朝不必遣使祝贺。这时真德秀已率使团行到淮河边的盱眙县。真德秀接到朝迁撤回使团的命令时,已于盱眙停留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对两淮山川形势、驻军强弱及百姓疾苦都作了观访记录。回朝后一一向皇帝报告,并就边防要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朝廷中主和派仍占上风,认真真德秀的意见是危言耸听。

嘉定七年(1214)

三十七岁。当时朝廷被宰相史弥远独揽,党羽遍布,真德秀既不愿攀附他们,遂决意申请到州郡任职,于是以秘阁修撰的官衔出任江南东路转远司转运副使。转运司主管一路易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赋征收,并可监察官吏,事权颇重。当时江南东路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赣东北、皖南、江苏西南部,共九个府、州、军,真德秀在向皇帝辞行时,还再次建议:“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

嘉定八年(1215)

三十八岁。真德秀春季在到任时恰逢该路正遭受蝗灾和旱灾,于是真德秀与该路的官员分头到各地赈灾,自己亲自到灾情最重的太平州和广德军赈济灾民,并向朝廷报告弹劾、罢免了一批贪官污吏。当真德秀事毕离开时,老百姓数千人为之送行,指着路边的荒坟哭诉:“这些都是前年饿死的灾民,这次不是您来,我们也是这般下场啊!”真德秀将这段任职经历写成《江东救荒录》。朝廷原来有些人讽刺真德秀是个只会讲空话、不能办实事的迂腐书生,至此“政誉日闻”,又转而攻击说本来灾情不重,真德秀及其同事洁名钓誉、赈灾措施过优,逼得真德秀“抗章自辩”,风波才算平息。

嘉定九年(1216)

真德秀在任地方官两年中,将到任时各衙门按惯例奉送的礼金及老母寿诞所收受礼金都专门积存,作为赈灾救助之费。

真德秀虽任外职,仍向皇帝上书奏陈北宋末年执政措施失败的十条历史教训,批评当时政府政策的若干失误。

是年冬,被任命以右文殿修撰官衔知泉州。

嘉定十年(1217)

四十岁,赴泉州任职。

宋代没有提举市舶司的机构,管理海外贸易。南宋时,福建、浙江、广东均设此机构。且“物货浩瀚”,海外贸易颇为发达。市舶司由所在地方官监督管理。泉州当时本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之一,但商人因衙门过重的征税和官吏的贱价索买,到此经商的船只稀少。真德秀上任后,首先削减税额,同时警诫官吏不得敲诈勒索,因此当年便有“番舶”(外国商船)十八艘进港,次年二十四艘,第三年达到三十六艘。

当时闽南沿海有一股以王子清、赵郎为首的海盗,拥有十八艘船只,在沿海一带大肆抢劫,最近时离府治泉州仅百余里。真德秀先是调集官兵剿捕失利,六名军官阵亡。真德秀一面做好阵亡将士的抚恤,为他们向朝廷申请褒奖;同时吸取教训,组织沿海民兵与官兵协同作战。共组织了四百名民兵及三十二条民船,终于在第二年于漳浦县沙淘洋将这股海盗彻底消灭。为保长治久安,真德秀又派人到辖区内沿海各项工作处审视地势,新建或修复沿海军事要塞,并命令水军严格划分各自的巡逻范围,这些措施以后都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泉州当时多势家大族,常仗势欺压百姓。真德秀遇到此类案件,首先严厉惩罚直接作恶的奴仆,然后婉转地责备其主子,使他们自知理亏而不敢纠缠。以至在朝廷任高官的曾从龙(晋江人,与真德秀同年进士)也写信告诫亲属说:“此人视宰执如小儿,宜谨避之。”

嘉定十二年(1219)

四十二岁。真德秀在泉州任职前后三年,政绩突出,于当年七月被任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今南昌市)兼江南西路安抚使。江南西路辖区大致为今江西省除赣东北外所有地域,当时下辖一府、六州、四军。

真德秀将离开泉州时,曾向同僚李公晦征求自己治理泉州的得失,李答道:“君为政三年,其可以无愧者二;尽已之忠与不息之诚是已。”

嘉定十三年(1220)

四十三岁。真德秀到职后,据当时江西形势及前任政令松驰的状况,草拟了十一条相关的军政措施,还来不及申报,就因为老母病逝而搁浅(按当时制度必须辞官守孝)。真德秀在江西任职仅数月,许多事才有规划而来不及实施,以后他回顾这段经历,还常为此感到遗憾。

嘉定十四年(1221)

四十四岁。回乡守孝。

六月在浦城迁阳建成西山精舍。真德秀在《睦亭记》中称:“予之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祖父)与吾先人之丘垅在是也。”即西山精舍是用以供奉祭祀其祖、父的建筑,舍址就在坟墓之侧,具体地点在今仙阳镇以西西山源独拳山。刘克庄称其“自豫章归,未有居室,先筑精舍,以奉先茔”。

嘉定十五年(1222)

四十五岁。

五月,真德秀在西山精舍增建睦亭,作为春秋祭祀祖先之后,宗族会聚的场所。精舍内还建有书舍数间,真德秀经常请徐凤(字子仪)、黄叔通等前辈在此研讨学术。又率门人刘克庄(莆田人)、汤汉(江西人)、徐华老(徐凤之子)在此编纂《文章正宗》《大学衍义》等著作。真德秀在当年“春社之明日,请尊老会于西山之精舍”,并赋诗一首:“耆年自是国之珍,何间衣冠与隐沦。华发共成千一岁,清樽相对十三人。休谈洛社遗风旧,且颂仙游庆事新。三径未荒宜早退,要将寿栎伴庄椿。”

当年十月,真德阳秀守孝期满,朝廷任命其以宝谟阁待制知潭州(今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使。

嘉定十六年(1223)

四十六岁。到潭州任职。南宋时荆湖南路管辖区域大致为今湖南省除湘西地区之外、洞庭湖以南的所有地域。

真德秀在潭州,首先以“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条勉励、警诫各级官员。在教育方面,大力推崇周敦颐、胡安国父子、朱熹、张栻等理学先辈的学术理论,以教育士人。并多次到书院督学,亲自主持岳麓先贤祭典。

政务方面,原来荆湖南路对于民间酿酒业是让百姓经营、官方征税或是由国家垄断、禁止私酿(即所谓“榷酤”),政令多次反复。真德秀经过比较,决定废除“榷酤”,恢复民营征税的办法,得到朝廷批准后,“潭人欢呼”。还废除了老百姓在交纳官粮后又被加收的所谓“捧撮米”等额外负担。并仿照朱熹在任时的办法在潭州府直属十二县设立“社仓”,用以调剂丰歉年谷价。原来长沙城内,凡遇正月元宵节前后,潭州安抚使司及各衙门官员晚上都聚集城内最高处定王台饮酒作乐,还下令周围百姓必须在这几天中每家悬灯一盏,俯瞰如万点明星。真德秀到任后,向百姓公告,废此腐规。

嘉定十七年(1224)

四十七岁。

八月,宋宁宗赵扩病死,宰相史弥远与杨皇后策划,剥夺了皇子赵竑的皇位继承权,以“皇帝遗旨”名义拥立原定继嗣沂王的赵昀登上皇帝宝座。

当年九月,真德秀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数日后改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待读。真德秀上章恳辞,新皇帝赵昀特另下诏书,不准请愿书辞,令其尽快回京就职。十一月又加任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

十二月,携家眷离潭州任所,一路寒风阴雨到达信州(今上饶),向朝廷报告要求请假回乡祭扫,获准给假一月。

宋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

四十八岁

二月,抵达浦城后,再向朝廷报告:“在途之日,全家番病,子妇损孕,息女丧亡。”自己因此“悲忧感触,旧疾复作,面目枯悴,行步艰辛”,要求延长假期以便“招医疗治”。朝廷给予延长假期半月,刘克庄记述真德秀“自长沙归,始得粤山新居。又数年厅廊乃具。'学易斋’ '拱极堂’,俱卑朴无华。”

六月到达都城临安,进京后,先后四次向皇帝申请要求免除直学士院职务,他说自己十年来在地方任职,“尽瘁民事,以致耗损心神,思虑稍劳,疾恙随作,故虽小小笺翰,犹不免属之他人”。说明其身体状况已不能承担直学士院繁重的文字差使,最后皇帝批准免去这一职务。

新皇帝在接见真德秀时,起初还勉励一番,乃至真德秀呈上三道奏札,其中居然直接提出:要求为当年正月被宰相弥远逼迫自杀于湖州的济王赵竑恢复名誉。这就触着了新皇帝的痛处,更惹恼了一手策划赵昀登基的史弥远。于是史弥远唆使党羽对真德秀轮番发起攻击。

此前,史弥远在真德秀抵达京城等待皇帝接见时,先就派人告诫真德秀,叫他不要对皇位继承事件发表政见,真德秀置之不理。刘克庄《真德秀行状》中称:“时相(指史弥远)以其负人望,委诱怵以祸福,使附已忪不为动,乃与其党谋逐公。”

殿中待御史莫泽首先发难,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简节上语,曲为济王(指赵竑)地”。于是真德秀罢免原有一切职务,以焕章阁待制的名义任“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所谓提举宫观的“祠职”,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原本为用以安排年高体弱的大臣,作为领取俸禄的荣誉性职务,并无须真到宫观任职,以后实际上成为执政者排斥异已的惩罚性措施。接着谏议大夫朱端常又上书攻击真德秀“奏札诬诋”,于同年年底被“落职罢祠”,即连坐冷板凳的“祠官”也不许当了。与真德秀政见相同的同的进士魏了翁也被革职,降官三级,指定到靖州居住(实际上即限制其人身自由)。这些人还私下攻击真德秀是“真小人”,魏了翁是“伪(魏)君子”。

宝庆二年(1226)

四十九岁。

二月,右正言李知孝上书攻击真德秀“前倡邪说”,监察御史梁成大接着又弹劾真德秀有“五大恶”,仅仅革职罢祠官,处罚太轻,只是再予降官二级,让真德秀自行回乡居住。(原来梁成大急于升官,千方百计勾上宰相史弥远的管家万昕,万昕告诉梁成大:“真德秀应当赶出朝廷。”梁成大便说:“如让我进御史台任职,一定能办这件事。”万昕遂将此话转达给史弥远。)

真德秀罢官回到浦城,在城西梦笔山麓购地数亩建“梦笔山房”。与真德秀同命运的挚友魏了翁撰《梦笔山房记》叙其事。随后又在仙阳百丈山之麓建屋数间作为读书处。

宝庆三年(1227)

五十岁。

在县城居处建拱极堂。自撰《拱极堂记》。自谓:“在天这极,隔层霄;在我之极,炳焉方寸”,“即所以对乎在天,故无愧吾心斯无愧吾君,无愧吾君斯无愧上帝。”

绍定四年(1231)

五十四岁。

六月,恢复祠职,以宝谟阁特制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真德秀在浦城闲居前后六年。数年间他和门人刘克庄、汤汉、徐华老等在梦笔山房著书立说。先后完成了《西山读书记》(分甲乙丙丁四辑,甲记27卷为“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乙记22卷为“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丙记为“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但只完成兵政部分;丁记2卷为“出处语默之道,辞受取舍之宜”)、《诸老先生(接线员周敦颐、程颐、朱熹等)集略》78卷、《文章正宗》20余卷。其中《大学衍义》即读书乙记上半部分。真德秀认为《大学》一书,是皇帝统治国家的律令格例。《大学衍义》即结合历史事件,推衍发挥《大学》一书的义理。刘克庄记述他在这一时期“博览精思”。

绍定五年(1232)

五十五岁。

八月,被任命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这是真德秀在时隔十余年后再次出知泉州。

真德秀到任时,泉州百姓“迎者塞洛阳桥,深村百岁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他对同僚及下属说,在长沙任职时,“尝以廉、仁、公、勤勉同宦,今所当勉无出于此。”并命令下属各县将“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作为座右铭。此前泉州府下属各县向老百姓征收当年赋税,不敷支出,遂行“预借”,有的县竟将六七年后的赋税都“预借”来用完。真德秀莅任后,“首禁预借”。因此有的县几个月都无法向州郡解缴分文,以致财政“赤立不可为”。有人责怪真德秀“宽恤太骤”,但他认为“民困如此,救之当如解倒悬,宁以一身代其若,不以此为悔也”。他看到一些下属办事无能,因而事事都要亲自督办,每日办公从早到晚都没有停歇,有人劝其保重身体,他认为“郡计调敝,无力惠此民,仅有政平讼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为不治之州矣”。

绍定六年(1233)

五十六岁。

十月,被任命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同年,宰相史弥远病死。

十一月,梁成大被弹劾“暴狠贪婪、苟贱无耻”而罢官夺禄。莫泽以“贪淫忮害”也被罢官。

端平元年(1234)

五十七岁。

正月,到福州就任。就职后,警诫部属“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毋通关节,慎任胥吏”,关闭了低价贱买商家货物的“市令司”。并采取措施,打击闽江口外的海盗。当时福州、兴化、泉州及建州缺粮,真德秀一面报告朝廷,一面先将福州官仓常平米运到下三州(指兴化、泉州等郡),再将剑州常平米调剂到建州,从而解决了这些州郡的粮荒。

四月,被任命为权户部尚书。真德秀向朝廷要求延期数月到任,以便将福州有关政事妥善处理后再离职。当时朝中都纷纷要求他进京任职,宰相郑清之亲自写信给真德秀,要他尽快到职,“以副中外之望”。

六月,真德秀自福州离任,“帮人竞为彩旗以送,自谯门至舟次,弥望数里不绝。”

九月,宋理宗接见真德秀时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闻卿所至,视民如子。”并在诏令中称真德秀“忠忱许国,谠论昌时,儿童知其姓名,缙绅闻其出处”。

十月,向后帝进呈所著《大学衍义》,自谓:“闲居八年,方克成书。”

十一月,又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向皇帝讲解《大学章句》。真德秀向皇帝辞谢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一职务任命,皇帝在诏令中称:“学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闳雅,召至翰林”(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翰林院的最高级职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

端平二年(1235)

五十八岁。

正月,奉命“差知礼部贡举”,负责主持当年的全国科举考试。真德秀原来曾向皇帝反映科举考试多年来的腐败现象。这一年考试,据刘克庄记述:“是岁场屋始严,空疏不学者多望风而去,挟书绝少。”但真德秀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礼闻考阅,数觉头旋”。

三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同提举编修敕令、《经武要略》。此时真德秀已卧病在家,向皇帝要求收回任命,并三次上书恳求安排清闲的“祠职”。最后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此后,真德秀病情日趋沉重。

五月初十,真德秀病逝。其子真志道在南剑州任税务官,他将真德秀的棺柩护送回浦城,于八月葬于县南孝悌里珠林山(今莲塘镇颜处村境内)。魏了翁撰写墓志铭。

刘克庄记真德秀逝世后,“士大夫无亲疏远近,莫不相吊,都人往往失声痛惜”。

刘克庄认为,真德秀一生“以'穷理致用’四字勉学者。有新第者请益,公曰:'读好书、做好人而已。’每谓其徒曰:'一生短,千载长。不久名位,只久德业。’”

《宋史》称真德秀“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当属聪明早慧之人。庆元五年(1199年),年仅21岁的真德秀便登进士第,初授南剑州判官。可能是觉得科举考得不过瘾,开禧元年(1205年)他又去参加闱试了,中了博学宏词科,不久“召为太学正”。当时的太学正隶属于国子监,真德秀主持太学后,弟子中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此人即宋慈,后来成长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著有《洗冤集录》5卷。

真德秀在朝时出任过学士院权直、起居舍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在外曾任江东转运副使、泉州郡守、知潭州湖南安抚使、知隆兴江右帅、知福州福建安抚使等要职,履历如此丰富,令他饱经世故,对官场的弊端更是洞若观火。真德秀先后两度出知泉州:一是在嘉定十年(1217年)至嘉定十二年(1219年);一是在绍定五年(1232年)至绍定六年(1233年)。

宋时,泉州港渐趋发达。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了市舶司,泉州港迈向繁荣,市舶司收入水涨船高。大观元年(1107年),泉州由上郡升为望郡,是全国户达20万以上(人口超百万)的八大州府之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广州市舶司净入200万缗。这对于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的南宋朝廷来说,无疑就是最给力的“摇钱树”了。高宗曾叹谓:“宋舶之利,颇助国用”“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官吏的良庸,对于海外贸易至关重要,这个道理皇帝自然心知肚明。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首知泉州,但当时的泉州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宁宗庆元(1195—1201年)以前,泉州还是“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的状态,但之后十来年间,寺院田产、官田、公田被大家巨室所侵占,豪商大贾囤积居奇,加上海盗出没频繁,民间交易骤降,港口发舶数量大幅减少。州县长官却无视现状,常预借年税,甚至重催已纳之税,搞得民众“嗷嗷于鞭扑之苦”。民生憔悴如此,谈何收益?宋宁宗当然不愿泉州就此沉沦下去,他挑中之前担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已有“德政亲民”之名的真德秀来担任泉州郡守,希望这位“西山先生”能扶泉州一把。

对症下药痛革前弊

领守泉州,非同小可。真德秀不敢怠慢,未到泉州时,他就“贻书问政”于之前出知过泉州的倪思。倪思以“毋崇宴觞,毋艳賨(cóng)贷,静以安民,俭以化俗”十六字相赠。莅泉后,真德秀迅速开展摸底排查,掌握了泉州海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泉州吏治方面的诸多弊端,一些犀利的革新想法逐渐在他的脑海中成形。

常言道:“沉疴下猛药。”为了让泉州蜕变,真德秀定下一系列“泉州规矩”,彻底改变了当时的营商环境。他的治郡措施简而言之就是:罢和买、禁重征,抑制腐败,礼遇番商;打击海盗,整顿要塞,巩固海防;注重教化,发展生产,惩奸除暴。

以前番舶抵泉郡,犀象香珠之属,悉选充献,名曰“呈祥”。接收舶货时,官吏重征、强买,甚至没收,无所不用其极,致使番商“畏苛索,苦和买”,每年至泉的海舶船数仅三四艘,泉州海外贸易大为衰落。真德秀为此与提举市舶司的赵崇度相商,痛革前弊,让税率明明白白公之于众,不允许私改乱改,此举深得番商的欢心。真德秀在泉州的第一年,外来海舶船数增至18艘;第二年24艘;第三年则达36艘。海丝贸易迅速复苏,继而得到发展。对来泉州贸易的番商,真德秀给予尊重,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为显示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真德秀还多次到九日山主持“祈风典礼”,祈求海神保佑商舶往来平安。

与此同时,真德秀严禁州县官吏对黎民百姓施行重税、预借税和无理科罚,“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税而再乎?”禁止胥吏苛扰百姓,诸如秋收时节下乡乞谷乞麦、差人下乡购物不给钱等,“皆在所不许”,违令者甚至要下狱、发配。如此一来,狠刹勒索之风,民力得宽,舒张了贸易市场的活力。

泉州在皇帝的眼里是“摇钱树”,在海盗的眼中又何尝不是?宁宗开禧(1205—1207年)后,温州、明州(宁波)的海盗不断劫掠泉州海舶,海商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海寇王子清等率众侵入泉郡海域,官军初战告败。真德秀亲祭战死的士卒,授予方略再战,终于击溃海寇。为了加强海防,真德秀重新部署整顿泉州湾的法石、永宁、石湖、围头、小兜等海防要塞,合理调整寨兵,增备各寨兵船,加强操练和防区巡逻。一时间海盗敛迹,舟船畅行。

真德秀尤重风教,他劝励民众“福生于俭,祸生于奢。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对于泉州那些经常欺凌百姓的豪门大户,真德秀一概不留情面,依法戒治,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宋史·真德秀》载:“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一通操作下来,泉州重新朝着政清人和、商贸繁盛的方向发展。

嘉定十二年(1219年),真德秀被召入朝,出任起居舍人兼王府教授,辅翼太子赵肱。

著书总结为官经验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进徽猷阁侍制,再度出知泉州。到任时,“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道光本《晋江县志·真德秀》)。在他上次离任泉州后,泉州又出现“公私耗竭,上下煎熬,租簿弗登”的现象。所以这次他到泉州,百姓都盼着他能帮郡民减轻生活负担。

真德秀这回轻车熟路,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清理赋税、刑狱等方面的“潜规则”,出台新版“泉州规矩”。严禁随意收禁百姓,更不许擅自拷刑犯人,对违法豪强要痛加惩处,以儆效尤;严禁州县官吏向百姓预借赋税,强调只准催收当年和历年未缴赋税,不许再行预借;大力传播理学,自纂泉郡诗文700余篇,名曰《清源文集》;解决南外宗扰民问题,促进海上商贸的发展,大幅降低各种苛捐杂税对民众的伤害。绍定年间(1228—1233年),海寇再度猖獗。真德秀重拾海防政策,巡海滨、屯要害,遣将击寇于料罗,并经略料罗战船。一时间,海域靖平。

真德秀对泉州科举十分重视。在《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七》中有《泉州科举论士文》,展现了他对泉州士子在科举方面的期许。他认为:“盖闻四民之中,莫贵于士。而士之所守,莫先于礼。是以圣经垂训,足容欲重,手容欲恭,进退步趋,必中规矩。”该文集中,还有真德秀亲撰的《泉州劝孝文》《泉州劝农文》《再守泉州劝谕文》《再守泉州劝农文》等文章,行文没有太多华丽辞藻,言简意赅,而且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在民间流传,足见其用心良苦。

虽然第二次知泉仅有两年时间,即使加上前一次的任期,在泉州也不过5年时光。但真德秀在他的《西山政训》一书中,详细记载下自己“帅长沙、知泉州”时晓谕下属官僚的政训,就如何当好地方官总结了一番经验。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称,他在长沙时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所谓“四事”就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所谓“十害”则是: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残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而两知泉州时,他便告谕泉州州县官僚,除了要守“四事”、去“十害”外,还要“崇风教、清狱奸、平赋税、禁苛扰”,提出“愿同僚力修冰蘖之规,各厉玉雪之操,使士民畏敬”。这样的“泉州规矩”,时至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真济亭”成怀古遗迹

泉州中心市区花巷与濠沟墘巷交界处,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宫庙——真济仙姑宫(又称太乙仙姑亭、太乙仙姑宫),宫内主祀鄞仙姑,配祀赵天君。别看宫庙不大,历史却十分悠久。宫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是当时的泉州郡守真德秀一手创建的,原名为“真济亭(宫)”。创建之初,真德秀亲自为该宫亭书匾“真济亭”三字。由于真德秀才高德馨,所以“真济”二字,后来成了当地铺境的名称。

真德秀两度出知泉州时,广施德政,主编清源文献,整治海防,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当时泉州人和外来番商都对其感恩戴德,故在真济亭内为其塑像祀奉。惜该塑像湮没久矣。

为何真济亭成了仙姑宫呢?据介绍,鄞氏仙姑系宋代南安三十二都人(今南安大霞美镇山美村后井自然村人),“幼有神术”。相传,鄞仙姑平时沉默寡言,农活家务之余上山采药,在泉郡一带行医,特别擅长妇幼科。有一次,鄞仙姑入宫治愈患痈疽的皇太后,皇帝大喜之余敕封其为“太乙仙姑”。南宋时鄞仙姑的传说盛行,郡人遂刻制“鄞氏仙姑神位”(后世又添置仙姑神像)奉于真济亭内,供人们烧香膜拜。真德秀也亲撰楹联“愈母后痈疽,帝中简命;悯婴儿苦厄,天乙受经”于宫亭内,颂扬仙姑的医术高深。随着前来烧香祭拜仙姑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真济亭(宫)也就被民众唤成了“真济仙姑宫”。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张云翼任福建陆路提督军门时,曾到真济亭来瞻仰真德秀遗迹,并留下《真济亭怀真文忠公》诗一首,称颂真德秀对泉州的功绩。

为官做事顺应民意

真德秀是理学名家,曾在泉州文庙留下《劝学文》,鼓励士子读张南轩和朱熹的书,指出“二先生之教,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

在入乡随俗方面,真德秀更是接地气,他常有顺应民意之举。有一回,他在中元节亲自主持普度祀神仪式,祭祀死于战乱的士兵和无辜百姓。他还为此作过《普度青祠》《中元仙游建醮青词》《中元节清源洞设醮》等祭文(《真西山文集·卷49》),“不厌为民祷之”。

嘉定年间,泉州大旱,真德秀从安溪清水岩迎来清水祖师塑像供奉,并作《安奉清水疏》进行祈雨。结果,真的下起大雨。为谢神威,真德秀在清水祖师庙“真人”匾额之上,添上其姓氏“真”,结果该匾额成了“真真人”,遂成一段佳话。

《真西山文集》收录了众多真德秀在泉州所写的祝文、祷文,如《社神祝文》《稷神祝文》《东岳祈雨疏》《朋山庙祝文》《真武殿祝文》《紫帽山祝文》《广佑庙祝文》《龙湖庙祝文》等等,他参与的祭祀活动数不胜数,如泉州城隍庙祭祀城隍神、清源洞祭祀蔡真人、青阳山祭祀石鼓神、惠安圣妃祠祭祀圣妃、永春白马仙祠祭祀白马仙……足迹当真是遍布泉州的山山水水。

泉州府学礼殿东侧原有忠孝祠,此即真德秀出知泉州时所建。忠孝祠内祀奉唐人林攒、宋人苏缄。真德秀认为这两人是孝与忠的化身。他还亲自为该祠作《忠孝祠记》。明嘉靖三年(1524年)改为乡贤祠。至清末,乡贤祠共供奉198位泉州历史上的名儒,其中属本府(泉州)和首县(晋江)人士188位,外地人士10位。

宋时,在泉州府治东边有先贤祠,初祀四公:“唐相国常公衮、四门欧阳公詹、宋龙图柯公述、宝学刘公子羽”。后来增祀郑侠,变成五贤祠。南宋绍定年间,教授郑璜更立新祠于文庙之东,增祀至23人。真德秀卒后,“邦人复绘像增祀焉”,为24人。另据道光本《晋江县志·卷之十四·学校志》载:“嘉靖三年,守高越以名宦、乡贤合祀于育英门西之六贤守祠。六贤守谓:宋蔡襄、王十朋、真德秀,明胡器、尹宏、欧阳复。”入列名宦祠、六贤守祠,应算是泉州人对真德秀最高的致敬了,这也是历史为真德秀画下的最美注脚。

真山民

真山民(约公元1274年前后在世)旧龙泉县志有传。《中国简明古籍辞典》谓里籍生平无考,而《人名典》、《文学典》和《宋诗纪事》均作栝苍人。《四库提要》载:李生乔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始知其姓真,或云名桂芳。”清人陈焯《宋元诗会》称“真山民文忠公之孙。”《福建通志》作真德秀从孙。既为栝苍人,又系真德秀孙(或从孙),当为龙泉人。

《真山民诗集》有诗100余首,诗中涉及的地域或名胜古迹,都在浙江范围,有多首诗写到龙泉一些专有地名或景点。如《留槎阁寓感》:

俯仰乾坤为一嗟,西风原上夕阳斜。

石麟已换延陵冢,银河今无博望槎。

自古英雄俱寂寞,黄昏灯火自喧哗。

不唯人事年年改,近日灵洲水没沙。

留槎阁为龙泉独有景点。有蒋秦两溪冲击成的沙圩类筏,俗称蒋秦圩。虽洪水不能没。乡宦何才翁(何琬父亲何之奇)在杭州,一日与苏轼谈及此景,风趣诙谐的苏太守说:“莫非张骞通西域用过浮槎留在那里。”于是又称蒋秦圩为留槎洲,并其上建阁,苏轼书赠“留槎阁”额。诗中提博望槎即指留槎,因张骞曾封博望侯。

又两次写到管岭。其中《闲吟初冬》云:

一架琴书一张床,杜门荏苒送年光。

囊空尽可偿诗债,脚倦犹能入醉乡。

既老菊花偏耐久,未开梅蕊已先香。

眼边管岭闲风景,不识人间更有忙。

从诗意看,他就住在管岭附近。管岭在白水溪从白水桥上溯约250米处的白云岩山脚下,相传龙泉管代曾族居于此,有岭为管氏所筑,故名。

再如《杜鹃花开得红字》诗:

愁锁巴云往事空,只将遗恨寄芳丛。

归心千古终难白,啼血万山都是红。

权带翠烟深夜月,魂飞锦水旧东风。

至今染出怀乡恨,长挂行人望眼中。

如锦水可作锦溪解,那就说明真山民的故乡便在龙泉西乡一带。

宋末曾登进士,因痛值亡乱,深自湮没,浪迹江湖,所至好题咏,自呼山民,人因称之。其诗作《幽居杂兴》有:“年来把锄手,无复揖公侯。”《九日》有:“年来颇恨衣冠误,好倩西风吹去休。”可见曾为儒生,蒙古入主中原,西风吹去儒冠,无复仕进,躬耕畎亩,放意林泉。张伯子称其为宋末陶元亮(渊明)。《四库提要》称为宋末之翘楚。

《中国简明古籍辞典》称:《真山民诗集》一卷,皆近体诗,疑佚古体诗一卷。《江湖小集》首录其诗,日本文化九年翻译元大德(1297—1307)本。《四库总目》论其诗:“黍离麦秀,抱痛至深,而无一语怼及新朝,则非唯其节至高,其安命知天,识量亦不可及。”(黍离,麦秀均为痛悼亡国之作,所谓麦秀悲殷,黍离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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